近日，欧洲广播联盟（EBU）旗下的多家欧洲公共媒体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调查报告，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名编号为7069的丹麦捐精者在长达17年间供精无数，流入欧洲14个国家的67家诊所，但他携带了一种大幅提高癌症风险的突变基因，致使至少197名新生儿体内被埋下高达90％患癌概率的“遗传炸弹”。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孩子已经罹患癌症离世。
这起事件揭开了欧洲精子捐献体系中的层层漏洞，瞬间引发全欧洲公众对医疗监管和伦理责任的严厉考问，被媒体形容为“欧洲辅助生殖行业的重大失败”。
“子女遍布欧洲的父亲”
精子捐献在欧洲是一项兼具公益与商业的业务。部分国家如丹麦允许有偿捐精并鼓励匿名捐赠，以满足不孕夫妇、单亲女性和同性伴侣的需求。一些捐精者出于经济补贴或“帮助他人”的初衷，他们的个人资料（种族、身高、体重、教育背景等）也受到女性顾客青睐。
这起灾难的源头正是一位化名“凯尔”（Kjeld）的丹麦男子，他是欧洲精子银行（ESB）哥本哈根分站的捐精者，代码为7069。2005年，还是大学生的凯尔通过了精子库的常规体检与筛查，开始定期有偿捐精。
欧洲精子银行哥本哈根分站 图/北欧邮报
因为体检合格且本人各项指标优秀，凯尔的精子被大量采集冷冻，并在欧洲各地广泛使用。从2006年至2023年，他的精液样本被源源不断地销往14个国家的67家诊所，为众多单亲、不孕家庭或同性伴侣带去希望，共促成了至少197名婴儿的诞生。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精子辗转于丹麦、西班牙、比利时、德国、希腊等国，受孕者既包括本国居民，也有跨国求医的外籍人士。
据统计，仅在丹麦国内，使用凯尔的精子受孕诞生的孩子就有99名，分属50位母亲，其中本国母亲33人，外籍母亲17人。在比利时，凯尔的精子在11家诊所为38位女性实施了辅助生殖，诞下53名儿童；西班牙至少也有35名孩子因凯尔捐精而出生。可以说，凯尔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子女遍布欧洲的父亲”。
然而，包括凯尔本人在内，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在他体内潜藏着一个无法用当时技术检测出的基因隐患——TP53肿瘤抑制基因的突变。TP53基因被誉为人体内防止细胞癌变的“守护神”，正常情况下可阻止细胞过度增殖。但在凯尔身上，他的部分生殖细胞中的TP53基因出现了一种全新且极其罕见的有害突变，可导致患者罹患一种名为“李-佛美尼综合征”的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患者终生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高达九成，且常在儿童期就发病。
编号为7069的丹麦捐精者“凯尔”（Kjeld） AI插画/adan
更糟糕的是，这种突变呈生殖细胞嵌合现象，仅存在于凯尔约20％的精子中凯耀配资，却不影响他本人的健康。这意味着捐精者自己和家人既未患病又不知情，仅通过血液和精液进行常规体检也无法发现任何异常，不过一旦有精子带着突变与卵子结合，他的后代将在全身细胞中携带致癌隐患。
“余生面对的恐惧”
2023年，多名儿科和肿瘤科医生在不同国家陆续发现一些通过精子捐献出生的儿童罹患罕见且难以解释的癌症。这些病例引起专家警觉。法国鲁昂大学医院的癌症遗传学家埃德维奇·卡斯珀博士是最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人之一。她透露，有医生在2023年底联系她，称一位法国患者收到一封来自一家欧洲私立精子库的来信，警示其使用的供精者发现了“意义未明”的TP53基因变异。
卡斯珀博士随即对该基因变异展开分析，利用数据库和功能实验评估后断定：该变异极可能致癌，接受捐精者所生的孩子需尽快接受遗传咨询和医学随访。她的团队将相关病例上报并在2024年于欧洲人类遗传学年会上公布，引发震动。
与此同时，分散在欧洲各地的遗传科和儿科医生也开始串联信息。经过向多国卫生部门申请数据，共确认分属8个国家46个家庭中的67名孩子接受了基因检测，其中23名儿童被查出携带该捐精者的TP53突变基因，已有至少10名儿童罹患癌症，包括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等。其中，有孩子在幼年时就相继去世。而那些目前尚未罹患癌症的患儿，也不得不面对定期的癌症筛查，并在对自身基因缺陷导致健康巨大风险的恐惧中度过余生。
2025年6月，在得知自己女儿体内携带致癌突变基因后，法国母亲“塞琳娜”（化名）回忆了那个震惊的时刻：“接到医院电话时，我的手机来电显示是一个比利时城市。我立刻愣住了——14年前我唯一一次去过那里，就是为了人工授精。”得知女儿身患癌症风险高并有几十位同父异母的手足后，这位母亲深感愤怒：“诊所从未告知我孩子可能有那么多同父兄弟姐妹，更没提过任何相关规定。”
像塞琳娜一样的受害家庭在欧洲还有许多。随着调查深入，涉及的儿童从最初公布的67人不断攀升至近200人，“一些孩子已经不幸病逝，绝大多数携带该突变基因的人一生中难逃癌症魔咒”。消息一出，欧洲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开始质问：为何一个人能够在国际范围内播下如此广泛的基因祸患？谁该对此负责？这暴露出欧洲辅助生殖体系怎样的隐患？
跨国流通的精子产业
要理解这起悲剧如何发生，必须先了解欧洲精子捐献体系的运作方式。在欧洲，多数国家允许精子捐献用于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但各国法规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捐精者在一国境内可供多少家庭使用有一定上限。例如，丹麦曾建议每位捐精者最多为25个家庭提供精子（2012年起调整为12例妊娠）；法国法律规定每位捐精者最多产生10个子女；德国和意大利为15个孩子；瑞典、挪威按家庭计算上限为6个家庭。在匿名制度方面，至少16个欧洲国家坚持捐赠匿名制，仅在儿童罹患重病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提供捐精者身份信息。
法国一家精子银行内，工作人员通过显微镜观察人类胚胎。图/视觉中国
正因为各国标准不一，精子捐献在欧洲逐渐形成了跨国流通的产业格局。像法国、意大利这样的精子资源短缺、法律限制严格的国家，不孕家庭的需求难以满足，大量人士选择前往邻国寻求生殖服务；与此同时，像丹麦、荷兰这样供精产业发达、制度相对宽松的国家成为“精源输出国”。丹麦因拥有世界最大的商业精子库，如ESB欧洲精子银行和Cryos国际精子库，被称为“全球精子供体之都”，每年向全球输送数以万计的精液样本。
在欧洲，没有一部统一法律限制单一捐精者在跨国范围内孕育子女的数量。只要符合各输入国的法规，精子就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自由交易。ESB等商业精子库会根据市场需求，将精液冷冻后出口到有需要的诊所。其中利润驱动可见一斑。据报道，为确保遗传多样性，有的精子银行推出“限量版”供精者——承诺只供一个家庭使用，但价格高达3.9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相反，没有家庭数量上限的精子套餐价格仅6000欧元左右。巨额利润之下，精子库有动力尽可能扩大单个捐精者的使用范围，尤其是在法律灰色地带。
“凯尔事件”正是上述体系弊端的集中体现。一方面，精子跨境流通导致各国监管脱节：7069号捐精者在丹麦国内虽有捐献指导上限，但他的精子出口到其他国家时不受丹麦法律约束。而接收国诊所往往各自为政，缺乏信息互通，难以及时发现同一个外国供精者已在别处被广泛使用。
比如，比利时法律虽然规定每名供精者在本国最多可供6个家庭使用，但如果接受者来自其他国家，则不在此限。事实上，凯尔的精液经由比利时的多家诊所，共使38名女性怀孕，诞下53名子女，远超上限。一些接受者来自法国、德国等邻国。西班牙的情况也类似，其法律限制每位捐精者最多诞下10个孩子，西班牙利用该丹麦供精者孕育的35名孩子中，确实也只有10名属于西班牙本国家庭，其余25名儿童的母亲则是在西班牙接受治疗的外国人。跨境就医情况的存在，让单一国家的监管体系陷入完全失灵。
另一方面，精子银行和诊所对供精者过度使用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在利益驱动下，有些商业机构并未严格遵守哪怕是所在地的指导上限。凯尔在丹麦供精期间，本国卫生部门建议最多25个家庭使用，但他最终在丹麦促成了33个家庭中的49个孩子的诞生。尽管丹麦官方解释当时规定只是“非强制性建议”，但如此宽松的态度无疑埋下隐患。
比利时方面更出现了明知违规却继续操作的情况：调查显示，早在十二三年前，丹麦精子大量涌入比利时时就超出了6个家庭的法定红线，却未见有关机构及时介入叫停。事实上，直到2023年基因突变事件曝光，比利时才匆忙启动针对精子行业的官方调查。换言之，跨国精子交易带来的“监管洼地”，让一家精子库得以绕开零散的国家规定，将同一供精者“物尽其用”。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近年来欧洲各地的诊所日益依赖这些大型精子库的国际供应，而缺乏统一追踪体系，一旦某位捐精者出现问题，要追溯上百个跨国家庭无异于大海捞针。
基因筛查盲区与伦理失守
“凯尔事件”暴露出欧洲辅助生殖领域多个层面的漏洞和风险。首先是医学筛查的局限。按照行业惯例，精子库会对捐精者进行体检和常规遗传疾病筛查。然而“常规”往往只涵盖已知的、高发的遗传病基因，例如囊性纤维化、地中海贫血等，但对于罕见甚至医学尚未记录的新突变，则鞭长莫及。正如欧洲肿瘤研究所克莱尔·特恩布尔教授所言，此次事件是两个极罕见事件巧合叠加的产物：“一方面，这名捐赠者的精子带有极其罕见的高危突变基因；另一方面，他的精子又恰恰被用于异常庞大的受众群体。”
反思之下，这起事件也暴露出精子库筛查存在“漏检盲区”。倘若仅满足于基本项目检测，一些深藏的隐患可能被忽视。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是否应对供精者开展更深入的基因测序以杜绝此类风险，引发医学伦理层面的辩论。最早掀开“凯尔事件”悲剧盖子的卡斯珀博士也明确表示，出于成本、有效性和隐私风险的考虑，她并不主张对所有捐精者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但当前的案例显示“异常的遗传疾病传播”并非不可能发生。在避免过度检测与防范罕见风险间取得平衡，将是未来辅助生殖医学领域的一大课题。
其次，匿名制和信息滞后加剧了风险蔓延。由于多数欧洲国家坚持捐精匿名，精子库和诊所往往不会主动联系已生育的家庭告知同源风险，除非遇到重大医疗问题。而此次从发现问题到大范围通知受影响家庭，耗时竟长达近两年。法国受害者塞琳娜就是直到2025年年中才接到诊所来电，被告知孩子可能带有致癌基因。院方解释说，他们在两年前更换电脑系统时丢失了她的联系信息，直到近期才找到。这意味着，塞琳娜的女儿比其他国家的一些同父异母孩子晚了一年多才开始接受筛查和预防性监测。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起悲剧中，伦理与责任的界限模糊。供精者、精子库、诊所乃至监管机构，各方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从法律上看，捐精者本人似乎无过错，因为他对自己的基因缺陷并不知情。然而道义上，一位男性在各国留下近200个孩子，本身也引发伦理争议。如此庞大的同父异母群体未来可能面临身份认同、近亲相遇等复杂问题。
在此前一桩引人注目的案例中，荷兰男子乔纳森·梅杰因通过不同国家诊所捐精育有超过550名子女而被法院紧急禁止捐精，其行为被批为对子女福祉和公共利益的漠视。荷兰法官指出，如此“海量式”捐精严重增加了乱伦风险，也让这些孩子将来难以处理与数百名手足的关系。
另外，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精子库是否放任甚至鼓励了一些供精者的“基因播散”？有受害儿童的父母将精子库对基因缺陷的迟钝反应比作“一艘漏油的油轮污染整片海域”。一名孩子已经确诊神经瘤的丹麦母亲质问：“他们靠这行赚了那么多钱，就有责任确保他们提供的‘产品’没有问题。”可以说，当精子成为商品，被视为可批发出售的“生育资源”时，其背后潜藏的伦理风险远未被充分重视。
不只是欧洲的创痛
这次事件给欧洲乃至全球辅助生殖领域敲响警钟。它提醒人们，在生殖医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伦理和监管始终需要亦步亦趋，甚至超前布局。这场悲剧本质上是技术便利性与制度滞后性冲突的产物：冷冻精液和跨境治疗让不孕家庭有了更多希望，却也让一个隐蔽的基因缺陷有机可乘，在无形中跨越国界播散开来。
人类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每一次惨痛教训，都是在提醒监管者去堵上先前想不到的窟窿。历史上类似的教训并不少见：20世纪英国的血液制品跨国污染酿成数万人感染HIV和丙肝病毒的丑闻，被首相苏纳克痛斥为“数十年的道德失败”与“国家耻辱”。当年的问题在于血液筛查和监管漏洞，而时至今日，辅助生殖领域同样面临“先有技术，后有规则”的窘境。
在医学伦理上，这起事件也引发对“知情同意”边界的新讨论。受助家庭事先并不知晓捐精者可能有如此众多后代散布各国，他们无法预料将来自己的孩子要背负一个庞大、生父不明的半血缘网络以及潜在的遗传雷区。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对受赠者权益的损害。当风险发生后，受赠家庭才发现自己几乎无力追责：精子库遵循了当时的检测规范，诊所履行了法律要求的匿名制度，甚至也没有突破本国法律规定的受孕人数上限，谁都没有直接违法，但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恰恰体现了高科技医疗中的伦理困境：法律可能滞后于现实，企业的“合规”不代表道义上的无疚。
这场跨国精子库丑闻不仅是欧洲的创痛，也为全球辅助生殖领域提供了深刻镜鉴。辅助生殖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追求效率和便利的同时，隐含其中的伦理与安全难题不容忽视。科技向前一小步，伦理监管就需向前一大步。在生命的诞生面前，商业利益和技术便利永远不能僭越基本的人性尊严和伦理。唯有筑牢制度的篱笆，人类才能真正放心地拥抱医疗科技带来的福祉。
曲蕃夫（作者系政治评论人凯耀配资，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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